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彼得·阿尔伯森看来，某些前列腺癌简直就是“不治”之症——不需要做任何治疗也可以让病人存活的癌症。这个听起来有点玄妙的结论，是阿尔伯森和他的同事经过长期、大规模的研究得出的。5月份，权威的《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报告。

然而，阿尔伯森的结论立时受到了挑战。同样是在5月，在医学领域同样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推出了一份来自瑞典的研究报告。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医院的安娜·埃克塞松博士领导的这项历时16年的研究，为早期前列腺癌是否应该手术的问题划定了一条年龄的“警戒线”：对于65岁以下的患者，前列腺癌一经确诊就应该立即接受手术治疗，这样做可以使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减少一半以上。而对于65岁以上的患者是否需要手术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分歧源于标准不同？

阿尔伯森小组的这项研究对767名年龄在55岁到74岁之间的男性患者进行了20多年的跟踪观察，其中最早的在1971年就被诊断为前列腺癌。这些患者在确诊以后，并没有进行通常的手术或者放疗。他们有的只接受定期观察，而不作任何治疗；也有的仅服用抗雄性激素药物。统计结果显示，在确诊为前列腺癌20年后，他们当中真正死于此病的人占7%；其余的绝大多数人最终死于其他各种原因；还有的人已经伴随着癌症生活了二三十年。

阿尔伯森在这一研究中选择的病人，患的都是“早期、局限的前列腺癌”。由于早期前列腺癌具有进展缓慢、不易扩散的特点，阿尔伯森认为，不需要对此类患者施行侵袭性的治疗(比如手术或放射治疗)，对癌症进行定期的观察和监测才是最佳选择。

阿尔伯森进一步解释说，前列腺癌患者多是老年人，即使不得前列腺癌，他们的预期寿命也比较有限。而从跟踪研究的结果来看，患者在确诊后的20年内，因前列腺癌而致死的风险非常小，对他们而言，接受手术治疗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前列腺癌根治术可能造成尿失禁、阳痿等并发症，手术反而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

而埃克塞松领导的这项研究，把来自北欧14家医院的695名早期前列腺癌患者分成手术和非手术两组，并对他们进行了长达10年的对比观察。研究结果显示，在65岁以下的病人中，只进行观察的非手术患者，前列腺癌导致的死亡率是接受手术治疗者的两倍多。

这一研究结果否定了对早期前列腺癌进行“观察性等待”的主张。埃克塞松博士认为，“至少对于较为年轻的(65岁以下)患者而言，不应该再鼓励他们进行那种冒险的尝试。”

对于同行迥异于自己的研究结论，阿尔伯森教授感到不足为奇。他认为，在癌症恶性程度分级、和病人死亡原因认定这两个方面，双方掌握的标准有所不同，因而造成研究结果大相径庭。但无论如何，恶性程度低的早期前列腺癌的确很少成为病人最终死亡的原因，阿尔伯森说，这是包括瑞典专家在内的学界都能认同的观点。

国内尚没有“观察性等待”标准

对于两家国际著名的医学杂志在前列腺癌问题上的争议，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的薛兆英教授并不感到意外。据薛兆英介绍，近几年来，国际上对于早期前列腺癌是否需要手术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两项研究所得出的相互冲突的结论，只不过是这种争议的延续。

薛兆英介绍说，在欧美国家，原先就有医生对某些早期前列腺癌病人(目前占到早期前列腺癌患者总数的10%～20%)不开刀，而把“观察性等待”作为一种处理方式。在观察性等待的过程中，对前列腺癌患者一般不做任何治疗，只通过定期(每3～6个月进行一次)检查和监测一系列指标，来判断前列腺癌的进展状态，并根据情况决定下一步是否需要转为手术或其他治疗。

“这样做一方面考虑到前列腺癌发展的进程很慢、而老年患者预期寿命又比较有限这一特殊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手术所引起的各种并发症。”薛兆英说，“但是，观察性等待是要承当一定风险的，它有可能导致患者错过接受前列腺癌根治手术的时机，而且在整个观察、等待的过程中，许多患者心理上的不安和疑虑难以消除。”

正因为这样，薛兆英表示，在国内的患者中，此方式被接受的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医生也不愿意冒险承担过多的医疗责任。比如，如果查出前列腺癌而不进行手术切除，此后一旦病情出现恶化，导致不良后果，医生就会面对很大的压力，直至陷入医疗纠纷。

据薛兆英介绍，随着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 A)检测、前列腺穿刺活检等先进诊断技术的推广应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早期前列腺癌被筛查出来。对于75岁以上查出早期前列腺癌的患者，其预期寿命在10年以内的，一般会建议不再进行手术治疗。

许多国家都明确规定了一套检测指标，作为病人入选观察性等待的标准，以尽可能地控制因此而给他们带来的风险。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应禄教授指出，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早期前列腺癌观察性等待治疗结果的报告，也没有入选的统一临床标准。泌尿外科医生应该积极研究早期前列腺癌不同治疗方法的近期和远期疗效，向患者提供包括观察性等待在内的多种治疗方法，提高中国早期前列腺癌的治疗水平。

观念上的普遍误区

在美国男性中，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位居癌症的第二位。据美国癌症学会预计，美国目前每一年就有23万多新发病例，并有大约3万人死于前列腺癌。

虽然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较低，但是近年来，前列腺癌，特别是早期前列腺癌的检出率却逐年升高。据薛兆英分析，这种趋势的形成，主要和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平均寿命的延长，以及临床检测手段的提高等因素有关。

实际上，不仅是对待前列腺癌，全社会在癌症治疗的整体策略上，都还存在着许多观念上的误区，使许多癌症在治疗上面临着与上述前列腺癌相类似问题。

河南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的李醒亚博士，在分析恶性肿瘤治疗中存在的问题与失误时指出：癌症对部分病人而言，并不是危害健康的主要因素，或未成为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在老年患者身上更为多见。但由于“恐癌”心理的普遍存在，医生和病人仍会把癌症作为关注的焦点，并因而施行强力治疗。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癌症患者并不能得益于临床治疗，但极少有患者不去接受“积极治疗”，结果使这部分患者徒受治疗之苦，有较大的治疗投入，而没有相应的治疗效益。李醒亚说，由于肿瘤治疗往往会带来较大的创伤，在实际工作中，肿瘤患者死于治疗引起的并发症者屡见不鲜。

治疗目的不明确、没有整体观、急功近利，是癌症治疗中另一方面的问题。李醒亚举例说，许多医生考虑的往往是肿瘤能否切除掉，以及经过放疗或化疗肿瘤能否缩校至于患者的生存期能否延长、生活质量是否确有提高却很少顾及。目前的肿瘤治疗主要还是以近期疗效为评价终点的短期行为。在医疗秩序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群众医疗卫生知识贫乏，盲目从医的情况下，癌症治疗造成的悲剧有增无减。

对于癌症临床诊疗上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唐都医院肿瘤科的李刚博士，则从医生的伦理和人文素养方面加以思考。他认为经济效益观念的驱使、医生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多用“好的”诊疗手段来加大保险系数、以及医院管理机制的不健全，这些同样是阻碍实现肿瘤诊疗策略最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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